三、结构耦合：概念的界定与阐明 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各自分立，同时又互相借用和互相依赖。
良好的司法裁判应当有助于维护主流道德体系的是非观，维护社会底线正义，从而有助于提升公民守住做人底线之信心。扬善弘德是所有形式的法的共同目的，劝烟行为属于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之行为，若对这种行为是以责罚，有违法的一般目的，伤害公共利益，故涉案行为不应当被苛责。
但基于司法裁判相对于道德判断的独立之秉性，司法道德能力的运用往往被巧妙地转译为个案裁判之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道德能力之运用则属于司法技术之范畴，具有工具性或技术性。为此，道德法律化被许多国家视为应对这种现代性道德滑坡或危机的重要手段——借由法律手段维护并发展其道统及基础价值，塑造新时代道德秩序，成为许多国家道德建设的基本选项。其三，辩证推理，意指在拟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指向不明，或者法律规范之间出现显性或者隐性冲突时，法官用以明确指向、消除冲突之推理或方法，其目的在于寻找一种答案，以解答有关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当接受何者的问题[4]（P479）。法官道德能力通常借助于实质推理发挥作用。因为一个泯灭良知的法官对社会的祸害尤甚。
因此，司法之于国家意识形态保障义务内在地包含政治整合和价值引导两个方面。在其经验理性层面上，合目的性论证以司法整体性目的及其所担负的社会效果为大前提，以个案预判为小前提，以个案预判的合目的性证成或证伪为逻辑推论。司法判断只有得到社会大众的接受，才有可能获得社会道义的支持。
其三，以朱振彪案为例，主审法官在认定朱振彪驱车追赶行为之于其目的之适当性的基础上，正面论证了该行为的必要性——法院审理认为朱振彪在追赶过程中多次报警，并劝说其投案。所以，良知对于法官的意义远胜于普通的道德个体。因此，道德性的绝对命令内在地具备作为法的绝对命令的正义原则之秉性。藉此，二审法院以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撤销了一审判决，直接改判杨帆无须担责，从而正面维护和弘扬了劝烟行为所承载的公德价值。
以夫妻忠诚协议案为例，不同地区的法官均是基于其对《婚姻法》中相关条款的德性解释，对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可和支持。而内嵌于发展之中的社会进步、国家文明和美好生活诸价值，则成为司法及其过程的道德命令，即司法正当性的评价准则。
如果就法律关系及其所内含的基本法律事实作出裁断，法院应当支持原告诉请。（二）社会培养：司法道德能力生成的社会土壤 司法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司法应当是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至少应当对基础社会生活的元规范给予立场鲜明的支持。当公共精神作为一种道德品性建立起来，并通过最大参与面的互动实现了良性循环之后，势必造就整个社会着眼于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自我态度，从而为司法道德能力成长提供有机生态和合力支撑。
所谓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体系，就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的文化，它构成了法律的高级法背景，因而也构成了司法的先在性拘束。在司法过程中，司法道德能力在个案中往往通过行为的正当化处理、争讼的伦理化转译、诉诸法律的德性条款等方法合乎逻辑地发挥作用。为此，现代司法哲学当嵌入发展伦理学，鉴于发展伦理的最终目标是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生活的机会，司法须在个案中为美好生活是什么、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什么等发展的核心问题提供恰当答案，实现司法过程中的伦理判断和伦理战略超越工具性应用，使得发展行动和政策保持人道，以保证人类文化、大自然以及个人不至于为发展变革作出过分牺牲[32]（P8）。相称性原则属于价值取向之范畴，法官须将目的·手段·后果置于特定个案之中，植入人性尊严、人伦秩序等因素，做综合权衡和论证，在行为满足前两项基准即适当性、必要性的条件下，唯不违忤社会基本道德价值取向之手段，方可作相称性判断。
即在特别法没有专门德性条款的情形下，为作出合乎德性之裁判，法官摆脱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之拘束，从与特别法相关联的普通法中寻找德性条款作为断案根据。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为使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请求对《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和《婚姻法》第22条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作法律解释，明确公民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如何适用法律。
为实现社会对于司法道德人格的培育或培养，就必须重视社会本身的伦理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建设。第二，司法与国家核心价值观。
因而具有国家义务之属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认同作为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的，缺乏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没有生命力的[23]（P82-88）。其二，基于经验理性，终审法院认为：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对这种合法正当行为，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和保护，司法审判永远是社会正能量的守护者（社会效果，大前提）。同时，法官应该感到欣慰的是，有人在为法官做了本来应该由法官完成的事情[10]（P90）。其次，直接适用特别法规定，很可能得出与上位法价值相冲突的裁判。法律的精神植根于维系社群的社会规范之中，因此，立法者应当把握社会规范以及由此所构建的基本社会秩序中所蕴含的道义价值和道德诉求，并将其合乎逻辑地融入法律规范之中。四则当公众认为国家惩罚与主流价值相符合时，舆论制裁实现，如果行为人不认同，羞耻感无法产生，惩罚无效。
人民司法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司法对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意义，是司法过程对人民生存、生活和发展等需要的满足。其中所涉及的司法哲学命题就是司法的人文性。
在新时代，司法能力建设应当成为国家司法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发展问题乃是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在该案中，法官综合运用了实质推理的三个基本方法：其一，演绎推理，即法官在遇到法律规范适用困难时，运用法的价值判断推演出拟适用之规范的内在取向。其二，善恶观在道德实践上通常转换为惩恶扬善的道德命令。
普通民众之于司法的评价更惯常适用的是道德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反之，超越个案域限，价值解释将失于空泛说教，法律叙事则陷无的放矢。正是这种道德质量和道德价值凝聚成国家核心价值观，展示出国家的精神面貌，并构成其制度、法律、政策和行为之道德基础[26]（P25-31）。反之，则进入第二个环节，即法律因果论证。
在哲学上，原因和结果是揭示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形式的一对哲学范畴。其二，社会道德人格塑造。
据此，司法不仅应当将惩恶扬善当做一项自然责任，而且，其所做出的任何一项裁判不仅应当符合人民的善良意志，还应当成为社会行为之典范或榜样——司法代表国家所认可的善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善，相应地，司法所惩戒的恶即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恶。但这一裁判显然与《民法通则》存在价值上的紧张关系。
任何形式的司法判决都应当要得到案件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普通民众三种听众[1]（P30-31）的认可。道德人格有高低之分，个人只有认同和尊奉那种反映和体现了历史必然性的原则和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目标，才能获得真正的道德自由，才能使自己的道德人格具有高尚性，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
承认正义的实现意味着社会成员的承认要求通过司法裁判得到国家的承认[8]（P58-74）。在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道统与政统两个相互依撑的统，其中道统属于国家意识形态之范畴，它是政统的构建者、解释者、维护者、校正者以及道德力量的来源。其所涉及的司法哲学命题即司法的可接受性。在一般意义上，道德能力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因素和道德思维，也是一种道德思维与道德行为、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统一的特殊能力。
这类正当化事由也须遵循动机符合社会相当性o[34]（P74-79）、过程符合比例原则、行为与损害事实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等基本法则。同理，对于司法而言，其裁判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激发了人民的耻感——以刑事司法为例，其裁判的实现关涉公众舆论、主流价值标准、个体价值标准和国家惩罚四种变量，四者不同组合，耻感呈现出不同作用样态：一则当公众认为国家惩罚与主流价值不符合时，舆论制裁无法实现。
相反，如果缺乏这种伦理规范体系，或其所提供的具体空间中的善恶方向是扭曲的，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较严重的认同危机与无价值方向感的混乱。在该逻辑推理中，法院得出的结论是：维持一审法院之预判有违司法整体性目的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独特的案件中法律常常不能做到公正。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一如人类学家所言，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的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务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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